日本民族文化再发现

对中国而言,日本是一个貌似熟悉的邻居,关于日本的话题占据了中国人涉外言论的相当部分,而另一方面,民间对日本的真实的了解可能并不全面与深入。对这个熟悉的陌生人,我们最好的态度是,从了解开始。

南方人物封面:日本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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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封面:日本再发现。

东京闹市区的一家寺庙。

东京闹市区的一家寺庙。

东京湾。

东京湾。

一个中国人到日本的感觉与到欧美的感觉是不同的,你没有明显“异邦”感,大家相貌相似,文字相近,礼节相仿,这一切,都奠定了一个亲切的基调;然后,你不停地遇到和气友善、周到细致的日本民众,你不停地感受这个国家的干净整洁、秩序效率、安全稳定、繁荣富庶、现代先进,最后,你突然会问,对这样一个国家,我们为什么会交恶?

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说,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到了日本,对日本的好感通常都会有所提升。她说这句话的前提是,大部分国人对日本缺乏好感。这一点得到了一个民意调查的证实,日本《读卖新闻》和中国《瞭望东方周刊》去年年底进行的一项日中联合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关于日本是否值得信赖,34%的人持肯定态度,63%的人持否定态度(日本关于“中国是否值得信赖”的问题,28%的人持肯定态度,69%的人持否定态度)。

中日两国国民相互间的恶感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国家利益的纷争,也有价值理念的冲突。近代史上日本对中国的多次侵略,以及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含糊其辞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实中,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崛起和咄咄逼人姿态给日本以强大压力,再加上两国间存在的领土争议、毒饺子事件等,两国国民间的不信任日益加深。

你也很难说,这种相互间恶感的消除是“不能”,还是“不想”,比如,就战争问题,日本抱怨,他们已经多次在不同场合道过歉,但却始终不能令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居满意,而在中国,则经常性地批评日本对战争罪行没有深刻反思。

如果放开历史的视界,中日两族交往数千年,交恶的历史不过集中在最近百年。古代日本从中国学习了大量的政治、文化与科技生产知识,这些来自中国的知识已构成了日本民族性的一部分;而近代中国虽饱受日本欺辱,但容易被人忽视的另一面是,中国的思想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从先行一步的日本那里获益颇多。据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70%来自日本,其中如“科学”、“民主”、“哲学”、“物理”、 “教育”、“社会”,还有我们经常挂在嘴上的“先进”、“文化”、“代表”,“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等等,均不例外。这些词汇都是明治时代日本学者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时用汉字组装而成的,后来由留日学生舶回中国。如今,它们早已化作我们的思维血肉,一旦从记忆中枢消除,我们恐怕就会“失语”。

在现代学科体系的建设上,日本比中国先向西方学习一步,为中国充当了一个中介。而就在日本在近代史上对中国已经确立优势后,一部分日本精英还曾考虑过日本从文化上反哺报恩中国的问题,因为日本古代从中国所获非常之多。

昔日的学生已变成了老师。1895年3月,在甲午战争中败局已定的清廷派李鸿章前去与日本亲王伊藤博文谈判。3月20日的会谈记录表明,李鸿章提出,中国与日本“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伊藤博文问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为何如此缓慢:“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李鸿章无法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昏馈而腐败的清廷完全不了解被他们鄙视的“倭人”、“蕞尔小国”的励精图治。伊藤博文还是一名年轻武士时,曾经纡尊降贵地在一艘开往伦敦的英国船只的船桅前找了个铺位,他在伦敦了解了西方的语言和风俗。

对于同一阶层的中国人来说,伊藤的举动是不可思议的,它充分说明为什么日本比中国更好地适应了环境。到1895年,日本的法治进程取得了巨大成就,英国自愿废除了早先条约规定的治外法权。直到35年之后,同样的事情才在中国发生。

在仇恨之外,这个国家有太多值得中国学习的东西,从历史到现实都是如此。

距离二战结束六十多年后,中国担心民族主义的复苏让日本重回右翼、扩张、军国主义的老路,即二战前的日本,而日本一些精英人士也担心现在的中国变成那时的日本,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不过,一些日本人给出的理由却让人笑不起来,二战前的日本,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民族自信心高度膨胀,而皇权与军人干政却日益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独裁的体制,经济上富裕而政治上独裁的国家是最让人害怕的……

兼听则明。

你的问题归你的,我的问题归我的,出了问题,大家都应该晾晾。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当刘翔在110米栏获得冠军时,从事电视转播的日本记者跑到中国记者席来道贺,对他们而言,刘翔的胜利不仅仅是中国的胜利,也是黄种人的胜利,打破了黄种人在短跑项目上难有所作为的神话。

强调种族意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今天都有政治上不正确的危险,但是台湾一位知名历史学家却点破了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即一个族群里的人越是受了较高的教育,越是精英,他的种族识别意识其实是越强的,这种识别意识不一定导向种族歧视,对这些精英而言,它更倾向于证明自己所在这个种族能否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多的贡献。

对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而言,日本民族始终是一个伴随在左右的邻居和参照系,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平友好和战争伤害,有相当部分都进入了彼此的民族记忆。现今世界上,很难找出两个国家人种(可能有着共同的远祖),地理与文化传统如此接近,心理距离却如此之远的例子。目睹小国林立(从人口与面积而言)的欧洲在政治经济一体化道路上愈行愈健,有着相似文化传统的东亚数国却因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历史纠葛等原因(其实,这些问题欧洲何尝没有过)在一体化整合道路上遥遥无期,不禁让人慨叹,这是东亚的悲哀,东亚人的悲哀,东亚智慧的悲哀。

然后你同样会慨叹另一个事实,美国人与日本人在二战中打得不可开交,双方死伤重大(太平洋战争的惨烈丝毫不逊中日战争),还有两颗原子弹之痛,但一俟战争结束,美国就在清算罪恶的同时推动和解进程,其中固然有国际情势变更后国家利益之故,但你亦很难说这与心胸没有一点关系。

对中国而言,日本是一个貌似熟悉的邻居,关于日本的话题占据了中国人涉外言论的相当部分,而另一方面,民间对日本的真实的了解可能并不全面与深入。对这个熟悉的陌生人,我们最好的态度是,从了解开始。

北五百川梯田的秋天。

北五百川梯田的秋天。

太阳照常升起

日本社会虽然面临很多问题,却仍旧保持着它的决心、创造力和活力。今天的日本,就像一个困惑的巨人。而从最困惑、最黑暗的日子里寻出新生的源泉,在这个国家古已有之

拥抱战败

8月底的东京还被桑拿天笼罩着,稍微动一动便是满头大汗,却有人要在周二中午12点半开始一场游行。日比谷公园门口的树荫下,聚集了百余人,老中青都有,举着橙色的标语,正在练习整齐地喊口号,他们抗议的是一种治疗癌症的药剂,这种药因为副作用大,在欧美已被禁止使用或者部分禁止使用,却仍然在日本销售。

这座建于1903年的公园是日本最早的西式园林,地处日本的心脏地带——东临银座,北倚天皇官邸皇居外苑,西边则是政治中枢霞关,游行者正是要一路向西,把国家权力机关“骚扰”一遍。

65年前,这里是东京少有的未被轰炸的地区,在一片焦土的包围中,美军在附近建立了总司令部,数量庞大的美国大兵把这里变成一个“小美国”。街头上跑着吉普车和各式美国舶来的新式轿车,美国军警和日本警察共同指挥交通,日本警察总是跟在美国警察之后打信号,而麦克阿瑟将军,则在他办公室里发出各种指令,要把战败的“日本佬”塑造为美式民主的上好样板。

1945年10月4日,《一九二五年治安维持法》被废除,关于集会和讲演的限制松动了,“思想警察”也被取消,11月起,盟军最高司令部开始强行解散垄断财阀,与此同时,农村的土地改革也开始了。此后的两年,改革继续扩展,妇女有了参政权,教育体制也得以刷新,一本典型的小学课本《少年少女民主读本》这样告诉数百万学生:“同盟国正尽力使日本早日实现民主,并且重回世界的怀抱。然而,即便没有同盟国的说法,如果我们看看人类的历史,成为民主主义的国家、民主主义的国民,也是人们真正应该走的道路。”而在学校外面,穿着补丁裤子的孩子挥舞着纸做的小红旗跑来跑去,他们在玩一种“示威游戏”,模仿在各地举行示威的左翼人士,等他们长大以后,这种游戏就变成了实践。

那位戴着太阳帽,背着双肩包,背有些佝偻的老人,也许童年时就玩过这样的游戏,现在,他站在一群晚辈中间,正在等待警察的口令。四五位警察走到马路中间,拦住往来车辆,一声哨响,游行者从日比谷公园鱼贯而出,“药害”、“患者”、“命”、“诉讼”各色字样在警察的护卫下通过马路,开向霞关。

今日日本的许多现实,可以从战后的岁月找到缘由。1947年,这个国家接受了一部和平宪法,它宣布日本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天皇不再是神,而是国民统一的象征,它还宣称“我们不再发动战争”——若干年后,右翼人士攻击这部宪法,说它令日本“去势”;从1946年到1951年,日本迎来了战后第一拨婴儿潮,在这3年出生的800多万人被称作“团块世代”,他们将成为七八十年代日本的“企业战士”和最富有的一代,但进入新世纪后也要被他们不少宅在家里的儿女们啃老,而他们中间的极少数不走运者,则会沦为上野公园、池袋西口公园和新宿车站里的流浪者,每晚在纸箱子里孤独地睡去。

也并非都是积极的预兆。几十万盟军带来了大量需要释放的荷尔蒙,在一封发给全国警察管区的密电里,内务省指示为占领军特设专用慰安设施,以防外国士兵玷污良家妇女,大藏省一位政坛新星池田勇人在安排政府预算时说:“用一亿日元来守住贞操不算贵!”而7个卖春业团体则宣布,应征者有着“保卫一亿日本人血统之纯洁以护持国体的伟大精神”。这些为国“献身”者被称作“潘潘”,她们选择了在欲望上的自甘堕落,而对于后世的观察者来说,“潘潘”预告了即将来到、并绵延至今的日本性商业化潮流。

教育也不乏矛盾之处,一个中学生后来回忆,美军进驻日本后,被认为最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修身、日本国史和地理三门课中断数月,在文部省赶制新教材期间,他们被要求将自己辛辛苦苦抄写的老课本涂黑,这一经历带给他这样的思考:“接受了的知识可以动摇,教育本身并不是绝对的事情。”

最大的矛盾在于旧官僚体制的延续。“最初占领日本时美国人是很热心的,”原日本驻印度大使野田先生说,“后来冷战开始,美国希望充分利用日本,便一边改革,一边让1930年代的官僚体制发挥作用。”于是左翼遭到“赤狩”,保守势力重整,经济大权也重归中央官僚手中。此后数十年,日本以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姿态赶英超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令欧美国家兴奋而又紧张地讨论“日本奇迹”、“日本模式”。但随着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整个国家陷入停滞无法自拔,保守的官僚体制也成为反思的对象,一个名叫菅直人的人就直言批评说:“日本政策中80%是由官僚制定,只有20%是由民选政治家制定,在我们现行的体制中,一个大臣,包括首相,也没有最终的权力,甚至都不能称之为一个政府。”

1955年发生了什么?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为祖国而战。整整60年后的今天,中朝两国展开纪念,而实际上,应该纪念这个日子的也许还有日本——5年前,这个为战争而疯狂的国家被强行赐予了“和平”与“民主”,而今美国又带给了他们另一样礼物:特需。

战争“特需”采购为日本带来了约23亿美元,超过1945年到1951年美国援助总额。购买机械制品的订单大量涌入,丰田汽车的产量在短时间内就增加了40%,股市则上涨了80%,较不引入注目的是日本企业对“品质管理”的引入,一个名叫戴明(W.Edwards Deming)的美国统计学家,在本国日益失去听众,却在日本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演讲。“日本公司的东西,只要是在日本市场卖的,即便是中国制造,我买时也从来不拆装检查,从未出现质量问题,”本田公司一位专注于生产管理的职员说,“这种品质,就可以追溯到戴明。”

到1952年,曾经在战后“笋式生活”(人们一层层剥下自己的衣服去卖,以换取食物)中挣扎的日本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景气——全国小学实现了完全供餐,菜单里有橄榄形面包、脱脂奶粉和龙田炸鲸肉;冰箱和缝纫机得以普及;理光双反相机则带动了战后第一次相机销售高潮。这个国家已经为进入1955年做好了准备。

1955年发生了什么?

这一年,为了对抗整合后实力陡增的左翼社会党,自由党和民主党两大保守党派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由于掌握国会多数,自民党自此开启了长达38年的“一党执政”,被称为“1955年体制”。“1955年体制”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经济(高速成长)、社会(大众消费)全方位的,对日本影响深远。

抵达羽田机场是在晚上,买好利木津巴士的车票,沿着提示很容易就到了候车区。开往东京市区不同地点的巴士在这里分成若干个停车点,每个停车点上方的显示屏实时更新,告诉你最新三趟大巴的终点,开往池袋的那班是9:05分。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接过你的箱子,把候车者和行李都分成三排,前一趟车开走,第二排的人和行李就顺序前移,地上并没有划线,但所有的行李都排得整整齐齐。我们前一趟车快开走的时候,远远跑来一大家子,工作人员示意司机稍等,然后跑过去帮他们提箱子,这家人一边向其他乘客道歉示意,一边气喘吁吁地上了车。轮到我们时,工作人员不慌不忙地稍稍加快了检票的速度,坐上大巴,系好安全带,电子显示屏上“开往池袋”的字样刚被替换掉,大巴发动了,9:05分整。许多人就是这样认识了日本,尔后,你会发现,这整个国家其实都在一条看不见但规定好的轨道上运行着。

1955年日本经济开始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团块世代”接过了上一辈人的接力棒,迅速发展出一种规律的生活方式:男人们白天在公司拼命干活,把这里当作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相信“只要对企业好,就是对社会好”,晚上到居酒屋和同事领导继续面对面,既是放松,也还是工作。如果你回家早了,家人会觉得奇怪:和公司的人处得不好吗?夜深了,返回西方人眼中“兔子窝”一样的家,贤惠的妻子已经为他们烧好了洗澡水——大多数日本女性那时都是主妇。他们通常有一到两个孩子,习惯了核心家庭而非传统大家庭的生活,他们喜欢富士重工的家庭轿车,热爱安藤百福1958年刚刚发明的鸡味拉面,为了收看平民皇太妃与皇太子的婚礼以及东京奥运会,他们掀起了购买电视的热潮,他们是大众文化的接受者,是日本动漫产业淘到的第一桶金。即便是知识分子也不附庸风雅,一个日本人说,“大学教授或高等法院的法官半夜在酒吧会跟木匠或出租车司机一起唱流行歌曲,这是司空见惯的场面。”

与之相比,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或许只能算得上不大不小的波澜,那些当年走上街头反对美日安保、反对成田机场建设的热血青年,毕业后都成了公司职员。“团块世代”中的一员村上春树后来回忆,“大家认为运动已经结束,继而成为了企业战士,不断发展经济、制造泡沫,然后泡沫破灭一切成空。”

“1亿总中流”

1970年3月,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的卓南生给新加坡《星洲日报》发回关于日本大阪世博会的报道:“负责‘日本馆’的一位官员振振有词地说:‘要看原子弹轰炸遗迹的人可以到广岛去看,这儿是属于未来,日本只想向世界夸耀诸如新干线之类的东西……’”

这位官员的振振有词印证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的说法:“自明治维新以来,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一直是日本人民最悲壮的愿望。”现在,时机到了,1955年以后的历届首相都制定了长期的经济计划,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当年声称要“用一亿日元来守住贞操”的池田勇人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通产省的强力推动下,纺织、钢铁、机械器具、石油产品、精密仪器的生产高峰接踵而至,一些人开始使用“日本有限公司”来比喻这种政府强硬的产业政策指导下运行的经济体。对于日本人来说,为了重点加强对西欧各国有竞争力的战略产业,就必须将优秀人才集中于这些产业,为了选拔出优秀人才,孩子们就必须参加激烈的竞争,因而学校成了所谓“受验地狱”——这种旧时的印象直到现在还被一些中国人用来自我安慰和解嘲。

1960年代初,法国总统戴高乐提及池田勇人时还轻蔑地称之为“那个半导体推销员”,不出几年法国就被日本超过。到1968年,日本的GDP已超越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二号强国,日本制造打遍西方无敌手,连美国媒体也开始担心。1971年5月10日,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登上了《时代》封面,标题是“如何应对日本的经济侵略?”

然而这只是硬币的一面,人们会问另一个问题:有多少人分享了经济起飞的成果?又有多少人被这趟疾驰的新干线列车抛下?

日本给出的答案是:1亿总中流。从1955年开始,日本社会学界进行全国的“社会分层与流动调查”(SSM调查),到1980年代,有70%的接受调查者认为自己属于中流阶层,而来自日本政府“国民生活舆论调查”的数字则是接近90%。1984年,东京大学教授村上泰亮在他那本著名的《新中间大众的时间》里写道:“就一般趋势而言,蓝领与白领的区别应视为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的一种惰性,将逐渐失去其存在意义……”

“主要是税制。”日本一家主流经济报纸的记者认为这很好解释,“日本最大的税源是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有钱人要交很多税,有的要占收入的65%,此外遗产税也很厉害,很多人几乎承受不了……决定税制的是日本很优秀的官僚,他们毕业于名校,有这个理想:日本社会应该是公平、平等的。”

日本财团会长笹川阳平年轻时交税最高曾达到收入的80%,“那几乎就是拿一个手续费了!收税是调节贫富差距、稳定社会情绪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今年77岁了,我死后我的房子就要卖掉交税,不然会有很多麻烦。”

笹川阳平曾多次造访中国,“我常说,日本是国家财政赤字,但老百姓过得还可以,中国也许正相反吧。当然,邓小平先生的先富论是没有错,但可能他也不会想到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会这么大。今后中国应该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社会福利方面,包括医疗、食品安全等等,这才是一个国家真正富裕的标准。”

日本工会总联合会前代表世森清从劳动者的角度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从1955年开始,日本的劳动者开始联合起来,向资方提出涨工资等要求,由于日本的财政年度到3月31日终结,所以抗争多在樱花开放前的早春,是为“春斗”。“战后日本多有劳资冲突,受到惩罚的都是工人,”世森清说,“1950年前后,日本通过了劳动组合法、劳动基准法、劳动关系调整法等‘劳动三法’,组织权和罢工权从制度上得到了保障。”

而通过劳资谈判,双方又通过一个被称为“生产力三原则”的协议:首先,双方同意冲突对彼此无好处,应该坐下来谈,以建立劳资协定;协议制定后,资方可以给劳方一个长期雇佣的承诺;保证利益在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间公平分配。对于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这日企的“三神器”,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在《日本可以说不》里说得更漂亮些:“日本的公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就像一个人结了婚,即使生了一个身体有残障的孩子,仍要一辈子照顾他一样,是不能轻易解雇的。而日本的员工,由于了解所谓的命运共同体,因此,为了将来,‘现在’可以忍耐。当公司方面若提出为了将来,想将盈余转增资,或投资于设备时,工会组织不会无理取闹,而有和解、妥协的余地。”

在日本采访期间,我们好几次听到这样的话,“日本人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极低”,而常被拿来的例子是,日本最穷的冲绳,人均收入也达到了最富有的东京的一半。

“买下美国!”

那时人人都有个日本梦,大量外地青年来到首都,就成了首都人民——日本人的户籍只是他的“原籍”,你搬到什么地方,只需要在当地政府的窗口申请“住民票”,就能成为当地居民,教育权、医疗权等一样不落。这些新东京人信奉一件事情:只要努力就会有办法,而他们的确也都随着这个国家迈入了成功。

他们大学时学着本地的年轻人留长发、穿喇叭裤,在新宿的街头高唱反战歌曲,呼吁爱与和平;毕业后挤山手线上班,拼命挣钱拼命存钱,偶尔去浅草的脱衣舞剧场看一个叫北野武的同龄人表演喜剧;后来他们买了车,又在郊区买了房,再听到《北国之春》时,忍不住也要热泪盈眶——他们也许就来自北部的青森、新泻、长野、岩手……但起码他们还有故乡可供怀念,等到他们孩子这一代在京郊出生、长大,想要“逃离东京”时,已经无路可退了。

他们赶上了好时候,但也不是没有坏事情。随着工业发展与产业升级,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公害”开始侵袭日本,最出名的是发生在熊本县水俣湾的水俣病。一家向海湾排放含汞污水的化工厂让一个镇1/4的人口先后患上了“怪病”,轻者口齿不清、手脚发抖,重者神经失常乃至全身弯曲而死。1971年,东京发生严重的光化学烟雾污染,熏倒了操场上的小学生,而曾经供应“江户前寿司”原料的东京湾也赤潮泛滥。1973年,厚生省公布了一份菜单,要求民众一星期内食用某种鱼类不要超过指定分量,潜台词是,这样才能降低毒素的累积……

染野宪治1991年进入日本环境厅(现环境省),负责解决有关公害问题,“日本政府从1960年代才开始正视公害问题,这源于三方力量的推动:首先是媒体自由的报道;然后是地方政府迫于选民的压力,开始承担属于他们的那部分责任;最后就是独立的司法,如果政府不作为,老百姓可以去走司法途径,当时受害者提起了大量的诉讼。几年前一家中国电视台采访我,我也谈了这三点,他们让我特别强调一下报道自由这部分,说要用来做内参。”

如今走在东京的街头,已经很难想象那仅仅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天是淡蓝的,位于闹市区的神田川,水是深绿色的,里面游动着巨大的鲤鱼,还有时潜时浮的乌龟,好些天没有下雨了,路边的银杏叶也没有蒙上灰尘。

1973年的石油危机结束了日本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改编自科幻小说《日本沉没》的同名电影在这一年吸引了880万观众,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整个世界对它的追捧。1979年,哈佛大学傅高义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把“日本热”推向新的高潮,卓南生在为《星洲日报》撰写的社论中说:“日人之所以从十年前被讥为‘经济动物’,而摇身一变成为今日备受世人推崇的‘借鉴的模式’,推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它没有在1973年石油危机中垮下去……令百病丛生的欧美师父相形见绌,惊叹徒弟‘功力’不浅……”

1985年的“广场协议”永久地改变了日本,直到现在仍有不少日本人把它看作西方世界的一次阴谋。按照协议,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日元由此大幅度升值,工业出口受到冲击。日本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开始大幅降息,结果使得大量资金流出股市和房市,泡沫经济赫然成形。

在欧洲,人们惊讶地发现,日本人开始以组团的架势扫荡欧美的奢侈品店——这其中自然有生活在“年功序列制”下的日人对“身份标识”的崇拜,以及趋同的文化心理,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日元升值令日本人的购买力空前强大。在美国,夏威夷的海滩上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日本人,洛克菲勒中心被日本人买走了,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也被索尼拿下了。有资料说,到1980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成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老美们惊呼:“日本人要买下美国了!”一个美国记者受日本外交官宴请,饭后甜点竟然是铺有金箔的巧克力奶油冻,“我私下觉得吞食金属颇不容易,却顿时明白了夸耀性的消费。”

在日本国内,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股票、外汇、房价,东京闹市区几乎每个行人都一身名牌,喝最高级的红酒,然后不管车费多贵也要打车回到郊区的家里。作家新井一二三回忆说,“那几年的日本,简直开着没完没了的嘉年华,或者说是天天过年晚晚过节的全面性疯狂。”甚至大学生都有花不完的钱,前述日本记者1980年代末尚在读书,“我们当时都认为日本世界第一,生活水平要比美国好,而且只会越来越好,去酒吧的大学生很多,回来的时候都打不到车。”20年后他来到中国,晚上在国际俱乐部附近也经常打不到车,而周围都是些“看起来都很有钱”的年轻人,他觉得这场景真熟悉啊。

“对了,去京都吧”

1989年12月,日经股指冲到了38915点的历史高位,房地产价格也不遑多让——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对比是,在泡沫经济的最顶峰,东京都的地价超过了全美国地价总和,而卖掉整个加州,甚至只能买下日本皇宫这一小块地皮。这是最后的疯狂,到了1990年,股市暴跌,楼市也开始走低,一些公司倒闭了,一些人破产了,但是人们身处其中,会觉得一切只是暂时的,而不知道,历史正在关闭一扇上升之门。

美国学者安德鲁·戈登认为,1990年是日本与全球历史的一个断限时间。1989年1月,昭和天皇裕仁去世,此时正是东欧革命的前夕,冷战行将终结,而在冷战中形成的1955年体制也开始出现裂缝——同年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遭受重创,首次失去多数席位。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自民党主导的以折衷与妥协为特征的高度成长政治难以延续,官僚体制、学校与企业的集体主义这些原本支撑着战后日本发展的各种机制也纷纷开始露出破绽。在1993年的众议院选举中,陷入腐败与分裂中的自民党未能获得国会半数议席,沦为在野党,1955年体制在政治上崩溃了。

两年后,日本的失业率自1955年以来首次突破3%。“凭努力而非凭业绩”在其他国家往往被视作失败者的托辞,但在战后日本,这句话却是一种社会共识,但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盛田昭夫口中的“命运共同体”渐渐不堪重负,“凭努力”也遭到“凭业绩”越来越多的挑战,日本人迫不得已地开始转向一个更加自我负责的社会,被视为日本特色的“终身雇佣制”开始松动。

我们到达东京第三天,酒店里送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就在头版刊登了一张巨大的新闻照片:商铺打出密密麻麻“完全閉店”的黄底红字,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低着头从店门口经过。图注写着:日本的内需如此不振,而通缩如常,以至于货币调控对它已经不灵了。而日本四大经济类周刊之一的《钻石周刊》这一期的封面是4个粗黑大字:“解雇解禁”,讨论的是在不景气的当下,正社员(正式员工)的铁饭碗也有可能不保的问题。在“解雇解禁”4个字下面,有一道充满裂痕的墙,墙外面,衣着随便的年轻派遣社员(临时工)有人奋力往上爬着,其他人则举着电钻和斧子,气急败坏地砸墙;墙里面,西装革履的正社员冷汗涔涔,手足无措。

2010年,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第20年,《纽约时报》试图为它重新画像:“在迄今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国家一直深陷通货紧缩泥沼,不能自拔。在此过程中,这只昔日的经济猛兽已雄风不再,失去了在全球经济中的傲人地位……如今,随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正竭力摆脱债务及其自身的房产泡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日本当下的黯淡处境视为上述国家的未来走向。”

世森清提供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日本上班族中年薪在200万日元(约合16万元人民币,一般被认为是四口之家的贫困线)以下的占总数的23.3%,这个数字比1994年提高了5.6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的是“百元店”的遍地开花,以及优衣库和ZARA这样的低中端品牌的流行,前者几乎占领了东京的每一个大的街区并造就了日本的首富,后者用大前研一的话说,“价格中低阶层,感觉中上阶层”——这样的群体已渐渐成了消费的主力。在周末夜晚的浅草,人们在大排档觥筹交错,不亦乐乎,到了时间,却要立即起身去赶最后一班电车,710日元起步价的出租车,现在对于普通日本人来说太贵了。东京的通勤圈也许仍会扩大,但是一些卫星城却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二十多年前,人们抱着“明天会更好”的坚定信念,在郊区买房买地,以为这里迟早会变得和城区一样,未料到泡沫破灭,卖场倒闭,电车班次减少,一到夜晚几成“鬼城”。

但日本仍应感到庆幸,在它的经济开始出问题的时候,它已经建立好了一个稳固的制度:法治、财产权和自由的媒体。在它的人民开始变老前,经济繁荣带来的财富已经得到相对平均的分配。《大西洋月刊》的记者James  Fallows曾在1980年代的日本住过,今年夏天又和妻子搬回了东京,惊讶地发现了两点变化:“一是我们曾经的邻居都变得更富了,在过去的10年中,整个日本都是如此;二是日本现在比‘日本可以说不’的时代大为不同了,更为谨慎,在政治和文化氛围上都更加地‘向内看’。”

许多事情早有预兆,还在1980年代,日本企业的管理层就开始抱怨,那些出生于1960年代以后的年轻人,不愿加班,对假期没有一点“抵抗感”。这些“60后”被媒体称为“新人类”,他们性格内向,稚气未脱,自称为“外星人”,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喜欢用“真的!”“不可置信!”这样简单的形容词,他们喜欢阅读漫画,对《朝日杂志》和《世界》这样的严肃刊物感到“困燥”……如今,派遣社员已经占到了日本上班族总数的1/3,这会进一步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和父辈相比,日本的年轻人或许更“宅”、更“草食”,不把工作当作生活,对外面的世界意兴阑珊,但是看一看新宿、池袋街头粉红色的游戏厅里,无数下了班的中老年人玩弹子机时的专注神情,谁又比谁更不寂寞呢?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不喜欢一个“向内看”的日本,嚷着说这个国家“要完蛋了”,而在距离东京数百公里、只有十几万人口的三条市,市长国定勇人却说,在泡沫破灭之前,日本人总想着如何赶超别人,现在却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未尝不是好事。

对于日本国民诉求的变化,女作家酒井顺子说得更加明晰:“泡沫崩垮,景观恶化,不管在精神上还是生活上人们都涌起一股清静和寂寥感,此时我们开始注意到自己的立根之处。在泡沫经济的全盛时期跑遍各国、看尽名牌精品,慢慢知道,要在欧美人的地盘跟他们决胜负,是绝对没有胜算的。如果是这样,也许解决办法就是不穿晚礼服而穿和服……于是女性开始舍西洋花艺改学花道,舍西洋草书改学书法,舍精品名牌包改买和服,舍剧团四季去看歌舞伎,舍夏威夷而开始去京都……JR东海线也用广告鼓吹:‘对了,去京都吧。’”

“我不认为日本在1990年以后是简单的衰退和滞涨,”日本大学商学院教授李克说,一些欧美学者来到日本都感到不解:这个国家是在衰退吗?他们看不到通常意义上的萧条场景,整个东京仍然灯红酒绿,“这20年,不仅是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在调整,整个日本社会也在进行一场大的调整。”

“春花秋月杜鹃夏,冬雪皑皑寒意加。”这是道元禅师的一首和歌,题名《本来面目》。日本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川端康成看到的是美丽的日本,大江健三郎看到的则是暧昧的日本。日本很晚才拥有自己的文字,却在创造出文字后很短的时间里就创造出丰富的文学作品,这个民族似乎习惯了跑步前进,然后迅速地穷尽未来,也耗尽自己,他们如此之快地冲在前面,每个国家都能从日本身上看到自己——你想知道些什么,你就在什么样的日本。

(参考资料: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安德鲁·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化》;中村政则《日本战后史》;李培林《重新崛起的日本》;三浦展《下流社会》;卓南生《日本社会》;佐藤俊树《不平等的日本——告别“全民中产”社会》;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日本可以说不》;李御宁《日本人的缩小意识》;艾伦·麦克法兰《日本镜中行》;鹈饲正树等编《战后日本大众文化》;大前研一《M型社会》;山本七平《何为日本人》;酒井顺子《都与京》。特别感谢胡一平女士提供帮助)

里弄东京

如果说町会是日本人在世俗层面的结合体的话,那么神社就是把他们真正凝聚起来的更深层的纽带

东京地势西高东低,江户川、隅田川等大小河流自北自西流来,侵蚀了这个古名武藏野的台地的东缘,形成一个个舌状的小型台地,俗称“山之手”。这些小型台地后来有了一些还算响亮的名字:品川、池袋、新宿、涩谷、代代木……1885年,日本铁道品川线通车,以此为起点,小型台地被环形铁路依次连接起来,这便有了著名的山手线。

搭黄绿色的山手线电车到秋叶原,换乘总武线向东,到浅草桥时已经进入下町,又依次经过两国站和锦系町站,抵达龟户站,再步行十几分钟便到达龟户三丁目。

这里的建筑多灰白或淡黄色,几乎没有超过5层的楼房,天空中电线横七竖八,街道狭窄却干净,花花草草从不起眼的角落里冒出来,从铁门的栅栏里伸出来,从楼顶垂落下来,连屋檐下等待回收的啤酒瓶架上也摆满了盆栽植物,有空地处即有树有花,让你不得不慨叹这个民族对美的执着。阳光很足,衣物和被子晾晒在为数众多的临街窗台和露台上,街旁三三两两分布着一些店铺,比如“大井商店”、“梅寿司”,随时有人推门而入,或者推门而出。倒是符合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写的“要有一些眼睛盯着街道”,因为“街边的楼房具有应付陌生人、确保居民及陌生人安全的任务”。

龟户三丁目町内会会长佐藤和男的名字就刻在自家门上,这是一栋独门独院的住宅,如今这样的房子在龟户还有20%。日本人家的地址以“区-丁目-番-号”标识,“町”相当于中国的街、巷,町内会则是居民自治的基本单位,类似于中国城市的居委会。这一天,由江东区政府与江东区龟户町会联合会合办的夏末大会将要举行,龟户中央公园里已经有人开始顶着烈日布置摊位和舞台了。

“我们三丁目町会有900多户,而我还是整个龟户地区町会联合会的会长,”78岁的佐藤先生说,“町内会最大的作用就是连接行政和居民,如果没有町会,行政的意志就到达不了居民。”

和几十年前一样,流动留言板仍然是这里的居民获知区内事务的主要途径。除了传达区役所(区政府)的通知,町内会会议、节庆、婚丧嫁娶的消息、各种服务性信息譬如组织郊游、回收废品等,也都由留言板送达。“传阅的顺序是规定好了的,一户看完了盖个章送到下一户,一般一周就能传遍整个社区,要是有紧急通知,3天就可以转完。”

日本的町会制度形成于20世纪初,二战期间町会被军部控制,成为战争机器终端的螺丝钉。佐藤先生那时正上初中,“我记得当时送子当兵的气氛很浓,町会组织老幼为年轻人送行,妇女们为他们系上腰带,是整整1000针缝上的,据说子弹打不透……当时町会是强制参加的,因为粮食实行配给制,不加入分不到吃的。”

战后,町会制度一度被美军废除,但后来又以自治组织的形式重新兴起,“战时是特殊时期,现在完全不一样啦!”佐藤说,町会现在和政府没有关系,会长两年一改选,町会干部由居民轮流担任,全部是义务劳动。居民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加入,每户每月的会费是300日元,而租户则是100日元。“我们总是吓唬他们说,你们不加入町会就不能扔垃圾!当然,这是开玩笑,不过日本人喜欢集体,害怕落单,很多町会组织的活动,你不是会员就不太好意思参与,所以入会率还有90%左右。”

佐藤先生给记者一份《平成16年度(2004年)收支决算报告书》,里面详细列出了龟户三丁目町会的各项预算和决算,其中收入部分以会费最多,而支出则有31项之多,包括防灾费、夜警费、敬老费、水道光热费等等。

在每个除夕漆黑的夜里,町会干部会五六个人一队,拿着手电筒或提着灯笼巡视街区。每一支队伍都有一个人脖上挂着铃铛,走几步就敲击一下,而巡视干部则用低沉而悠长的声音提醒着街坊:“小心火烛!”对于老居民来说,这种声音已成为新年氛围的重要成分。

更为日常的则是防灾,每年八九月间,日本的电视上就开始充斥着各地开展防灾训练的新闻。龟户也不例外,区役所、消防署与町会合作,以漫画的形式对孩子讲授地震、火灾时的应对之策。一个让人感慨的例子是,日本的小学生座椅靠背上都套着个软套,一有地震他们会立即取下软套垫在头上,然后往桌下躲避。

龟户町会联合会印制了巨幅的防灾地图,里面标出了邻近街区的避难场所、临时集合场所、消防署、医院、防灾仓库等等,从地图里看,街头灭火器、消防栓和防火水槽分布得密密麻麻,几乎几十米就有一个。一旦江东区出现6级以上的地震,町会干部在确保自身及家人安全的前提下,会立刻行动起来,调集“灾害协力队”,组织居民疏散到邻近的学校和公园——在日本,学校的建筑通常是最结实的,这些地方平时就备有应急的粮食、水和毛毯等物品。

整个过程中,区役所通过町会下发的无线防震报警器会发挥重要作用:不但能通知居民躲避地震,而且由于地震往往引起火灾,区役所还能通过掌握风向,告诉居民正确的逃跑方向。

离佐藤先生家不远处是有着350年历史的龟户天神社。平日里,这里更像一个清静的公园,穿过高高的“鸟居”,就进入了“天上”,爬上一座红色的拱桥,有乌龟在湖中的岩石上晒太阳,更多的乌龟在争抢游人抛下的面包,龟户本是填海而成,地下水偏咸,乌龟较鱼更能适应。5月时湖周围会开出紫藤花的瀑布,神社也由此入选“新东京百景”。再往前行,便是祭堂。

一个完整的参拜程序是这样的:在净身处用木瓢取水洗手,并用手捧水漱一漱口,面朝祭堂,将一枚硬币(5日元或者50日元)投入捐赠用的匣子,深鞠躬两次,击掌两次,再次鞠躬并进行几秒钟的祈祷。如果有殿堂铜锣,祈祷时可以轻轻地敲响,神道教认为,这样可以得到神的注意。龟户天神社里供奉的是平安时期的学者菅原道真——有点像中国的文曲星,因此祭堂边祈愿考上某个学校的木牌特别多

如果说町会是日本人在世俗层面的结合体的话,那么神社就是把他们真正凝聚起来的更深层的纽带。“神社是扎根于日本人内心之中的,很多活动都以神社为中心,从九州到北海道,莫不如此。”佐藤先生说,“在美国,通常是先有人聚居,然后才有教堂,而在日本,是先有神社,然后围绕神社形成社区,所以日本人非常讲究‘地缘’,相信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保护神,也即‘氏神’。比如每年的11月,日本3岁、5岁、7岁的儿童,要在身着和服的父母陪同下,到本地神社求福,氏神会为他们驱除灾厄。”

“靖国神社不一样,”他又补充解释,“它由国家修建,后来又供奉了甲级战犯,对我们来说,它和我们的出生地没有关系,不是‘氏神’。”

9月18日,本刊记者第二次拜访龟户地区时,附近一个稍小的神社正在迎来它的节庆。通往神社的道路上挂着一排排红白相间的灯笼,上面写有町会的名字,人们在路旁摆摊,卖着烤鱿鱼、纳豆等,大多数小吃都在100日元以下,“卖得非常便宜,主要由町会出钱补贴,其实就是回馈本地居民。”白岩忠夫说。他是江东区区议会议长,也在帮忙张罗着明天的节庆。

与其说是摆摊,不如说在闲聊,买者和卖者平时就是街坊,大家都穿着随便,趁着这个机会三五成群地拉拉家常,顺便计划一下明天怎样庆祝,不时迸发出快活的笑声。这是城市里的“村落”,却和我们头脑里“城中村”的印象相去甚远,相比于新宿、银座的腰板笔直脚步匆匆,这里无疑是松弛与缓慢的。

神社的一侧是舞台,第二天会有本地居民的演出,舞台再绕过去有一个小小的靶场,穿得像圣斗士一样的孩子们刚刚散去,作为仪式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在这里练习射箭,正中靶心就意味着他们的目标将要实现。神舆停放在路边临时搭建的木台上,明天,町会组织的志愿者们,要抬着它“哇啸哇啸”地巡游邻里——或者说,“氏神”管辖的范围。

从宗教意义上说,神舆巡游是让守护神视察并降福于所在地区,但日本人早就习惯从这样的仪式中各取所需。忙碌的上班族好容易闲下来,带着孩子看看热闹;主妇们参与准备红豆饭的义务劳动,顺便增进邻里感情;扛着神舆的小伙子们,会试图带着它游行到社区的边界,隐隐有和邻近社区叫板的意味;年长的町会干部们,则希望每一回巡游,都能增进人们对社区和传统的认同。白岩议长在这里碰到了另一位老人,他是总武线龟户站附近一个町会的会长。和三丁目相比,龟户站周围更多的是大型住宅公团,“团地”生活容易老死不相往来,老人希望利用合办节庆的机会,把更多的“团地族”与传统仪式衔接起来。

佐藤先生在抱怨一件类似的事情,“现在老是强调个人隐私,町会干部好多事情不敢问了,比如吧,我们要搞一个敬老协会,让75岁以上的老人参加,可是人家的年龄就不太好问,于是我们只好猜:那个老太太应该有75岁了吧,那就请她参加……”

龟户地区老人生活与整个日本并无大的不同。如果加入了国民年金,退休以后每个月可以领25万日元(约合2万人民币)左右,如果是大公司职员,这个数字可以达到40万日元,加上日本家庭一般存款较多,所以多数老人生活优渥,用佐藤的话说,“在社区活动之外,每天做做操、散散步、遛遛狗,还经常旅游”。有趣的是,在谈到自己买马彩这个爱好时,他颇有些不好意思:“这个不得体……中国的老人比我们要有追求吧?”

下午4点,佐藤先生开车带我们去往夏末大会的主会场——龟户中央公园。这是一次联合了龟户22个町会的更盛大的节庆,包括了神舆巡游、防灾体验、模拟贩卖、纳凉大会、花火大会等等,预算超过700万日元,“行政很坏!区役所只肯出一半的钱,剩下一半,除了各町会从会费中拿,还要请企业来赞助。”

请来的企业多是某某料理店、某某纪念品商店、某某会计所,做的都是街坊生意,每家出2万日元赞助,然后在明黄色的活动手册上登一个豆腐块广告。今年节庆要放烟花,“目标一千发”,可是赞助没拉够,只能放600发,他们也不在意,仍然高高兴兴地写“花火大会赞助感谢”。

5点,太阳没那么毒辣了,小摊贩的生意也来了。他们中的多数人是专做节庆生意的露天商,打着大阪、广岛、北海道特色美食的招牌,空气中弥漫着章鱼烧和爆米花的香味,有点中国庙会的感觉。陆续前来的市民不少穿着“浴衣”(一种较轻便的和服),他们买些小吃,在草地上铺块塑料布,架个小桌板,就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这场景,和数十年前,甚至数百年前的场景没有什么两样,也许,日本想象力丰富的“怪谈”就是从这里诞生的吧。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中央公园的灯笼亮了起来,一群穿着正装、领导模样的人进场,他们在儿童鼓乐队的引导下前进,偶尔举手向草坪上的市民打个招呼。市民们继续喝着啤酒,吃着烧烤,偶尔也给他们鼓鼓掌。领导们绕场一周后,坐到了舞台上,儿童鼓乐队开始一首一首演奏乐曲,听起来全部是似曾相识的日本动画片主题歌,每奏完一曲,台上的领导都要微笑着鼓励一下,看起来有一种令人忍俊不禁的与民同乐气氛。之后是领导讲话,区长、议长和本地政治新星依次登场,说的无非是要团结起来,让龟户更美好之类的话,也没几个人在认真地听,倒是舞台下方那绿油油的宣传标语更有意思:“防中暑,要喝有盐分的水!”

演出在7点准时开始,22个町会的婆婆妈妈们依次登场,都穿着和服,蹬着木屐,跳着节奏缓慢的传统舞蹈。台上跳得起劲,台下的“浴衣”们也不遑多让,披着残留的“夕烧”(夕阳),踩着音乐的拍子加入了草坪上的集体舞,踩地、抬腿、半转身……如果这个时候有人从空中往下看,他会看见一个几百人手挽手围着的巨大圆圈,在慢慢地逆时针转动呢。再过一个多小时,天黑透了,人微醺了,舞跳累了,花火会倏地升上夜空,开出600朵璀璨的花儿来。

“以节庆之名”是这一切的契机,人类学家早就注意到日本人对“即时传统”的偏好,他们擅长借用各种传统符号——它可能是本地神社某个古老的仪式,可能是“下町”家长里短的生活方式,也可能是日本文化中对易逝的美好事物(譬如樱花和花火)的迷恋——来覆盖新的环境,从而创造出人们对一个自治的邻里的认同:这里是江东区,这里是龟户,这里是龟户三丁目。不过也有人类学家视野之外的话题,日本杏林大学副教授刘迪提醒本刊记者,中国人看日本,往往只看到它的内阁在走马灯似地换,却少有人看到中央政府不稳定之下地方自治体的稳定,“这种稳定的自治能力,是不是日本虽经历20年经济不景气,却仍然没有垮掉的重要原因呢?”

日本的传统与现代如此和谐地交融在一起,这个高度发达的后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像我们一样在现代化过程中疾速地抛弃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另一方面,日本让我们感觉到,民间社会,是比国家机器更久远和安定的力量。

(参考资料:西奥多·C·贝斯特《邻里东京》、张暄《日本社区》、张燕淳《日本四季》、三浦展《下流社会》)

风物新泻 诗意的农村

正如北京上海不能代表中国,东京大阪也不能代表日本,日本的三农(农村农业农民)地区是何样貌?新泻是一个典型。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车窗外的云朵开始集聚,翻滚起来。最近的一站叫越后汤泽,川端康成笔下的雪国。大巴从山腰的隧道口滑行而下,把关越高速的大堵车抛在后面,眼前展现出木屋、炊烟、杉树、水田,还有小小湖泊点缀的巨大盆地。

已是新泻县(注: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境内,大巴继续急行北上,穿过数条清澈的溪流,路边金黄色的稻田渐渐长大,到六日町已经连成了相当可观的一大片,接着是鱼沼、小千谷、长冈,直至三条。

拖着箱子从高速公路边的IC站出来,下了台阶,钻过涵洞,鞋子沾上了草叶,又被“下午的露水”打湿。辗转找到酒店,放了行李,洗脸时喝了口自来水,竟是甘甜的,完全没有东京的那股生味。

三条这个小城,初看真像是美国电影里的西部小镇:行人寥寥,汽车呼啸而过,五颜六色的集装箱式卖场立在路边,标识也数英文的“SHOE PLAZA”、“JEAN SHOP”、“YELLOW HAT”最大。“日本”二字,都藏在细节里——窗台下摆放得恰到好处的盆栽植物,看似随意其实精心整饬过的篱笆,以及上面蓝色紫色的“朝颜”(牵牛花),还有,饭房前屋后突然冒出来的一小块水田。

安达先生从打谷的车间里走出来,满面尘灰烟火色的,精神却矍铄,他把我们引进木屋,沏上乌龙茶。“我们这个泉生产合作社成立于昭和45年(1970年),主要种植大米和大豆,现在有成员149人,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成员把自家土地租给我们,我们在上面耕种,收成卖给农协,再回过头来给成员发工资。”

1946年,安达一家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战后,在麦克阿瑟的主持下,日本政府强制收购地主土地,并以低廉的价格转卖给佃农和有能力经营者。安达先生在自家2.6公顷土地上耕种了60年,看起来熟悉这里的每一粒谷子。“抽穗的禾苗是最娇贵的,最要用心,对水和温度的反应都要非常快,要随时做出调整……”

他说,只有缓慢而充实的生长才能产出最好的大米,而温室效应让水稻的生长速度变快,现在,日本最适合水稻生长的地方,正由以越光米闻名的新泻,转向更北的北海道。“以前我们还用稻架,收割下来的水稻会在稻架晾晒近一个月,让谷子充分吸收阳光和水分,吃起来会更香。但是现在很多地方控制成本,省去了这一环节,米不如以前香了。”

日本农协具有强大的议价能力,农村也一直是日本政治的大票仓,所以农业在几十年来一直得到自民党政府的巨额补贴,以保护农产品的价格,据说日本农民收入的一半都来源于政府补贴。补贴造就了日本的高价农业,在东京银座的米饭博物馆里,2公斤一袋的新泻产“无洗米”,最便宜也要卖到1000日元(80元人民币)。正因为如此,大量农民虽然早有其他职业,仍不愿放弃自己的稻田。“我们家也吃自己种的米,省钱,”我们的司机、三条市经济部农林课的副主管板垣先生说——难怪三条市区常常见到零星的水田,总不能每个人都是陶渊明吧。

这也是泉生产合作社成立的背景之一,因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兼业,无暇精耕细作,才有必要协同生产。“新泻的气候好,水好,可是如果不用心,也赢不了。”安达说。

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对安达们生产的日本米有固执的偏爱,“虽然贵,但是更粘,更好吃。”便宜的外国米,比如泰国米,“就只适合做咖喱饭的时候用一用。”

“中国人开始吃饭前,会说什么呢?”陪同我们的美纪小姐问。

我们想了半天,“好像没有……”大约是为了感念生产者之辛劳,他们吃饭前要说“忆他大咳马斯”(我要开始吃了),饭后要说“各取所需嘛,得喜它”(我吃好了,谢谢款待),尤其是家里孩子在场的时候。

今天的日本料理,采用的都是本地食材,先端上来的是一大盆“枝豆”(毛豆)。日本的毛豆,以新泻产的风味最佳,“你们看,比东京给的多多了吧!”司机抱怨首都料理店里的袖珍碗。

橙汁、凉拌雏菊、刺身、煮物、烧物、味增汤……依次被端上来,冷与暖、厚与薄、光与影、光滑与粗砺,搭配精巧,构成了一副迷你的图画。日语中有“kodawari”一词,汉字写作“拘”,有一句话说,中国人是商人,日本人是匠人,日人若要做一件事,必要“拘泥”于此,力求完美无缺。具体到日本料理,便是讲究刀工、精选可使用的不同部分,并注重颜色质地搭配以刺激食欲,无怪乎有人调侃,日本料理与其说是给人吃的,毋宁说是给人看的。但一位日本人走得更远:“我要说,日本食物是给人想的,是一曲无声的音乐,漆器和黑暗中摇曳的烛光一起,把这一曲音乐给唤了出来。”

热气腾腾的白米饭打断了关于日本美学的遐思,日本朋友用筷子蘸上米粒细细品尝——他们似乎总是极珍爱“日本原有”的一切,我却并未觉出和中国的东北大米有多大区别,只是个头饱满些,粘稠些。对,非常粘稠,稍微一搅动,米粒就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就像大和民族一样。

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日本经济濒临崩溃,普通人家已经很难吃到白米,天皇的忠实臣民被鼓励食用橡子、谷糠、花生壳和锯末来补充淀粉摄入,而蛋白质的不足,则要通过吃蚕、蚯蚓、蚂蚱、家鼠、田鼠来补充。日本政府的研究者还说,如果好好消毒,老鼠尝起来就像是小鸟的味道,但要避免吃它们的骨头,因为会使人体重减轻。

1946年,日本开始从美国的亚洲救援公认团体接受物资援助,1950年,美国赠送的面粉已经为八大城市的小学提供面包加牛奶的供餐。1953年,在大阪市的一个展览会上,组织者宣传吃面包的好处,并警告偏食米饭会导致营养不良,他们甚至说,“吃了米饭会变成傻子”——这只是日本全国上下“饮食生活合理化”的一个缩影。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及起飞,1970年,学校供餐开始混入米加工品,1975年得出结论:养成吃米饭的习惯在教育上是有意义的,次年,正式导入米饭供餐……米饭重新夺回了“主食”的名号。

两三年前,日本朋友还经常吃从中国进口的食品,“胡萝卜、花生啊什么的,因为便宜,所以老买”,后来“毒饺子”事件爆发,日本大小超市将Made in China通通下架,如今两年多过去了,这座小城的超市仍然看不到中国制造的食品,“很多人还是不太敢买,毕竟后来又不断有食品安全的新闻,比如毒奶粉什么。”不过有一样东西他们是热爱的——天津栗子,“这个应该不容易添加什么东西吧?”

淅淅沥沥下了两天的雨,东京小店里写着“凉”字的风铃还没下架,这里已经感受到秋意。沿着五十岚川往山中行,见一老农在向已收割过的地里倾倒稻壳,心生好奇,便和同行的农林土木系官员前去询问。

这是五十岚川冲积出来的一片开阔谷地,白鹭在浅浅滑翔,据说朱鹮也是常客,这种珍贵的鸟类在日本已经灭绝,从中国引进后又重归自然,新泻成了它们的栖居良地。官员照例一通哈腰问好,老农听清了来意,慢悠悠走到田边,扶着他那崭新的斯巴鲁小货车和我们聊了起来。

原来稻壳被用作有机肥料,这样便不用烧荒也不必施化肥,就能保持稻田的肥力,“现在在琢磨着种出一种彻底无公害又好吃的大米。”没想到老人家还在想着发明创造。在问清对方是农林课的官员后,他抱怨起来:现在米价太便宜了,比以前低了一半,物价却又不低,农家赚不到钱,辛苦啊!不过他又说,附近温泉不少,闲时可以放松放松,今年他还特别去了北海道度假。官员一边陪笑,一边发出尾音上扬的“喔喔”之声。

要去的地方叫北五百川,是日本的“全国棚田百选”。“棚田”就是梯田,不过,成为景点的北五百川梯田并没有圈起来收门票,而是继续由4户农民耕作,佐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雨刚停,他拿起一小瓶盐,领着我们往山上走。空气湿润又清冽,教人忍不住大口呼吸。梯田已经收割完毕,禾根又重新发出绿油油的小苗,齐刷刷地长着,远望还以为是一片新田,田边等距种着漂亮的石蒜,过了花季,花瓣褪去了鲜红,加了粉色和橙红。不只是美观,“这种花还可以驱赶老鼠,”佐野介绍。

破坏稻田的不止老鼠,还有猴子,人们就在梯田顶部立个瓦斯枪,每隔几分钟就自动嘣响一次,吓跑偷食者。梯田的水源是山中泉水,可以直接饮用,“水比较冷,所以梯田产量比平原低,但是因为水好,所以米好吃,价格更高。”

以“发展”的眼光看,佐野先生这样“小规模、低效率”的农户,早就该退出市场了,可是,正是战后农地改革建立的自耕农体制,以及政府对农业无微不至的保护,让农村也迅速富裕起来,没有被飞速发展的工业化抛下。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统计,2008年日本贩卖农家的年均收入是466万日元(约合33.3万元),而上班族的年均收入则是641万日元(约合51.3万元),差距并不算大。在日语里,“农民”二字几乎没有任何负面含义,不知是否和农村的富裕有关?而在政治上,“保守的”日本农村在1950年以后几乎没有发生过农民运动,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中国颇有名的专栏作家加藤嘉一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在日本,越是乡下的人,越感觉幸福,也越为日本自豪。

走完280级台阶,我们在一个凉亭里小歇。突然觉得脚踝处又痒又麻,撩起裤角,两条水蛭赫然在目,我还没来得及叫出声来,佐野先生已不慌不忙地把它们揪掉,那瓶盐现在发挥了作用,水蛭很快成了水蛭干。

再有两个多月,雪国就要迎来漫长的冬季,大雪会从12月下起,来年4月才化,那时候佐野先生们就该躲进建得像别墅一样漂亮的木屋,围着暖炉过冬了,“冬天出不了门,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做呢!”

泉水沿梯田而下,到山脚成了溪流,人们在这里筑坝,把溪水引向平原用于灌溉。溪流继续奔腾,汇入盛产鲑鱼的五十岚川,五十岚川再往前流淌十几公里,就注入了日本最长的河流信浓川。

信浓川的水是青黑色的,我一看到它就想起了三岛由纪夫对川端康成描绘的日本,“亚洲那巨大的夜之山麓正是日本,恰如爱尔兰作家注重晨昏朦影一样,我们习惯于在这种朦胧柔和、没有黑柱石般硬度且轻盈似水的夜色里,讲述着各种各样的幻想趣话。”有时候我觉得,日本人的“kodawari”,和这是一个“入魅”的国度多少有些关系,他们相信任何事物身上都寄居着神灵,需要被恭敬地对待。

我们站在信浓川冲积出来的一大片平原上,这里是最好的果树产区,河流定期泛滥,让土壤格外肥沃。7月中旬,桃子红了,7月下旬,葡萄也熟了。8月中旬以后,进入梨的季节,大大小小的梨被送上大岛果实晒选厂的传送带,然后经过扫描仪自动按水分、个头、形状分成三六九等。新泻最好的梨Le lectier要等到10月中旬以后才会成熟,而摘下来的梨,还要放置一个月,用农民的话说,“让它们睡睡觉”,然后在超市里卖到2000日元(160元人民币)一个。

享受更好待遇的是渡边康弘家的水果。这位45岁的日本农民,脸上还长着粉刺(一定是我看错了),他会给自己果园的水果播放音乐,“它们最爱听的是巴赫的古典音乐,最喜欢的乐器则是北印度的弦乐器西塔琴……”

说的好像都是自己的朋友。

上午10点,“水松的季节”开门了。

这是一家地产地销合作社商店,卖的蔬果比超市便宜3成,都是附近的农民早晨送来的,只要你拥有农协的生产证书,与合作社签个协议,就可以供应蔬果。

葡萄、苹果、西红柿、辣椒、莲藕,还有一种叫穰荷的东西,都水灵灵的,商店的经营者解释,这些都是早晨才摘下来或者挖出来的,只卖到下午4点。包装盒上生产者的名字与电话,都写得清清楚楚,同样是马铃薯,卖的价格也不一样,都是由农民自己定的——也许安达家经过晾晒的大米、渡边家爱听音乐的水果会卖得贵些?这个时候,买谁不买谁,大概就看品质和信誉吧。合作社提取15%的费用以维持运营,“但是我们不营利,我们的目的是让主妇们开开心心地买到安全健康的食品。”

三条市市长国定勇人是“地产地销”的支持者,他刚刚花3万日元订购了一家合作社的60千克大米,“日本的食粮自给率只有30%多,但是三条市的自给率达到了83%。”

38岁的国定勇人在东京出生成长,4年前由日本总务省派驻三条工作,随后对这个偏远小城产生好感,并竞选市长成功,在他看来,19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才算真正进入了地方时代。“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开发独裁’的模式,人和钱都往大城市集中,但是泡沫破灭后,中央开始愿意分权,地方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日本也渐渐由纵向社会向横向转变。”

他说,泡沫破灭前,这个国家和人民满脑子只想着“发展”,现在,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生活,“当然,说得不好听些,现在的日本人失去了目标,但是这也是一个机会,让人们重新找回自己的‘POSITION’(位置),建立一个真正丰富多元的社会……拿我自己来说,我很享受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感觉,可是现在这样的场景只有在三条这样的地方才能看到,在东京早就不存在了。”

坐上新干线时天已经黑了,列车的速度如此之快,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把县界、雪国,还有黑色的夜交还给了东京的灯火。这座巨大的城市正由内而外发出咝咝的躁动,我拖着行李箱上了电梯,再次穿行于上野车站的西装革履间,在眼花缭乱的“改札”(Gates)中寻找对的出口。

(感谢三条市政府、泉京鹿女士、王尧、孙冉以及中国驻新泻领事馆张智浩先生提供的帮助)

日本的国族困惑

日本在19世纪开国之后,特别是明治维新步入世界强国之林后,在国家与文化的认同上即存在一个“欧”、“亚”的问题,这给日本的国族认同造成了困惑,而战争的动机与邻国的关系也与这个大问题紧密相关

日本作家兼导演伊丹十三1986年的电影《蒲公英》中有一个场景,一群穿着西式宴会服装的年轻女士正在主餐厅中上“魅力学校”的课程。今天教的是吃意大利蛤蛎面的礼仪,教师是餐厅的女主人,她对学生们说意大利面条应该静静地享用(不像日本面条,可以大声地从碗里吸出来)。她优雅地将叉子送到唇边做示范,这时房间对面突然传来响亮的啧啧声。大家都扭过头去,发现一名外国人正狼吞虎咽地吃着盘子里的意大利面。女孩子们都疑惑不解,教师则勃然大怒。结果,全班的人当然都放弃了修习餐桌礼仪的努力,冲动地加入了外国导师的行列,响亮地向蛤蛎面发起了进攻,好像那是日本拉面一样。

电影摄制者的观点明白无误:西方知识是权力和权威的源泉,日本人狂热地模仿西方,因此总是要从外部寻找权威,结果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总是感到疑惑。

19世纪后期,日本人学习和效仿的重点从中国转向欧洲,又逐渐转向美国。

整个20世纪,日本的知识分子都在殚精竭虑地定位、定义“日本特性”的实质。在日本这样的一元社会中,他们如此执着的努力充分表明,文化上的矛盾心理以及长期依赖不同于本土传统的外在价值和行为,已经导致了反复出现的疑惑和绝望情绪,类似于民族身份危机,这一结论可以从很多地方找到充分的证据。

1911年8月,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在刚成立的学习院里做了题为“现代时期的日本文明”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把他所谓的“道德平衡的丧失”和日本对西方奴隶一般的模仿直接联系了起来:

简单来说,西方文明(我是说,一般意义上的文明)是从内部生成的,而日本的文明是从外部生成的。“内部生成的”事物自然而然从其本身发展出来,如同鲜花绽放,先是蓓蕾初开,然后花瓣向四周展开。而“外部生成的”事物总是由于外在的压力而被迫呈现出某种特定的样子……

这种主体价值的丧失让日本对西方列强亦步亦趋。日本在二战中的战争行为后来被一些研究者解读为,日本作为后来崛起的强国,必须按照西方列强设定的游戏规则行事,即弱肉强食的殖民体系,日本如果不殖民他国,就会被他国殖民,这种思维模式既给他国也给日本带来了灾难。

王屏在《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中曾指出:“近代日本人的国际观是在‘东洋对西洋、文明对野蛮’的框架内形成的。在按道德画线时,日本把自己划归为东洋。在按文明画线时,日本又把自己划归为西洋。”例如日本民族主义者石原慎太郎的发言,就表现出这样的困惑。尽管石原慎太郎对美国与中国都有所批判,但两者作为对日本的“威胁”,意义迥然不同:石原口中的美国是一个蛮横的压迫者,以伪善的世界警察姿态四处干涉,而日本明明有能力与之平起平坐,却又因肤色之故受尽歧视,因此必得加以谴责,并以亚洲特有的文明价值来声称日本比美国更优越,从而与之竞逐普遍霸权地位。相对的,中国则是一个落后的、反人权的、不遵守文明世界游戏规则的麻烦制造者,同时又是亚洲安全的威胁者,因此日本不时以文明承载者的姿态对中国指指点点,甚至提醒军事同盟的美国一起防范中国。石原想带着亚洲对抗西方,是复制战前日本由“脱亚”而“兴亚”的图式,遮掩其不被美国平等接纳的状态;但当中国经济超越日本的预言蔓延,甚而与日本竞逐区域领导者时,石原又必须拉着日美同盟的力量来箝制中国,从而强调其比中国更优越、更符合现代性的文明身份。

然而恰恰是在石原对于中国的抗拒中,透露出日本依旧在欧亚之间无家可归的困窘。从战前的帝国主义岐路到战后的经济大国路线,日本的国家主义是追随着西方文明的价值而亦步亦趋发展起来。正如酒井直树在分析战后日本发展经验时所指出的,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存在着互为表里、相互形塑的关系,战后日本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其实是以日本的“美国化”为目标,因此既已无力对日本的发展模式提出反省,那么即便选择了以特殊化的日本民族主义形式来批判美国,最终衣只是再次确认美国价值的优越性,也强化了日本的无力感。

(参考资料: 《无约束的日本》,论文《如何正常,怎样国家——走近石原慎太郎的国族叙事》)

‍——摘自 网易新闻 深度报道 ‍‍http://focus.news.163.com/10/1128/11/6MIR8CN100011SM9.html